何日君再来

女声独唱

  《何日君再来》是周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上海艺华公司拍摄了一部“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何日君再来就是《三星伴月》的主题歌，由黄嘉谟作词、刘雪庵作曲。发表时分别用笔名贝林、晏如。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晚月亮、轩辕十四和土星由东向西依次排成一条直线，这三颗亮星与一弯新月相伴，位于西方地平线上不高的位置，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这种现象叫做三星伴月。

这个具有浓厚诗意的名字被当时的编导方沛霖命名为这部电影的名字。

  当时是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为宣传国产的上海“三星牌牙膏”而资助拍摄，《何日君再来》由刚刚成名的周璇主唱，并灌成唱片，由上海百代唱片发行。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39年在香港制作的电影《孤岛天堂》中，又由黎莉莉主唱作为插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以日语和中文分别为两段也将此曲灌录为唱片，名噪一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再次翻唱进入大陆，因此而再度走红……

  这首歌曲是由周璇和严华两个人合作完成的，周璇唱歌，旁白由严华来说。

  当时周璇在黎锦晖的明月歌剧社里，初来乍到，她不会讲普通话，黎锦晖就请严华来做她的老师，与此同时，由于周璇出身卑微，社里的人对周璇极为苛刻，而严华把周璇当成小妹妹一样的对待。天长日久，他们相爱了。这是周璇的初恋，可是好事多魔，他们常常因外出演戏而失之交臂。严华也是歌舞演员出身，有情人终成眷属，1938年他们结了婚。可是这段美好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四年。1941年就因为他人的挑拨而发生了婚变，这成为上海“孤岛”的“特大新闻”。当时的媒体几乎一致谴责严华，而同情周璇。其实，他们两人都是受害者。在卅年代末，周璇和严华有不少合唱歌曲，可以算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真是人生的真谛啊。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而这往往也是最难的。因此许多人会抱怨命运的不公，时运的不济来作为受挫的美化。这种心理出自人们天生的虚荣心以及人们生命里普遍的软弱性。古今中外，真正一生顺利的人几乎没有，一生都不顺的几乎也没有，就周璇而言，她是艺术上的成功者，而是生活上的失败者。她的三次悲剧婚姻以及她身世寻生母的凄惨致使她崩溃而疯，住进上海虹桥精神病院。六年后的1957年刚刚病愈的周璇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她去陈歌辛家中做客，在久违的钢琴旁弹了一曲伏尔加河。陈歌辛说：“你现在病好了，还可以继续唱歌，你是金嗓子嘛！”“哦，好久不唱，不行了，现在是铜嗓子了。”周璇答道。尽管如此，一股受人青睐的暖流激荡在周璇的心中。

  与此同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致电周璇，对她的病愈表示慰问和祝愿。周璇又上了电台，给大家写了公开信，声明自己要演更多的好电影。可是没过多久，上海流行脑炎，周璇没有躲过这一劫，1957年9月22日去世时，年仅37岁（也有说39岁）。

  命运真是悲惨至极，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啊？这首歌曲分一、二两段，可谓：一曲难忘，一曲相思。歌词头两句可以说是这四段歌词的主旨，所有的一切辉煌都只不过是暂时的。

  曲子的旋律十分优美，在优美中略带凄凉，仿佛周璇在唱自己的人生。戏里人生戏外情，尽管她并不知道日后会发生的一切，但她唱的歌曲中始终透露着这么一种“雅致”的“忧郁”，这种“忧郁”常常使人越听越觉得心酸。难道这旋律唱的不是她自己吗？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歌曲从头至尾始终是手风琴伴奏，周璇的歌声显得格外甜美，也格外清纯。透露着青春不可捉摸的魅力。它并非展现人们所说的那种享乐的上层社会，而是当时社会时状的另一种存在状态以及当时作为自己的无奈。所谓“存在即为合理”，曲子中速的节奏使人感觉平淡中又有生趣，它有一种妩媚人心的感觉，透露着周璇的朴实无华，把周璇对爱情的向往；对时光的悲欢；做平凡人的梦想；以及做歌女的哀伤，都蕴涵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了，使人闻此凋朱颜！

  这首歌曲创作于抗战期间的1938年。是创作过无数爱国抗战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一时戏作的探戈舞曲，导演方沛霖很喜欢，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贝林（后经考证为编剧黄嘉谟的笔名）填写了歌词，作为新电影《三星伴月》的主题曲，由年仅17岁的主演周璇演唱。2月14日，《三星伴月》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金嗓子”周璇对《何日君再来》的精彩诠释，使其一诞生便大受欢迎，几乎没有哪家舞厅可以抗拒它的魔力。

  当时几乎每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的情绪都被这首歌唤醒了：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华界，杀害了成千上万同胞，政府撤退到重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低落。谁心中不是充满苦痛？谁不因离别爱人或亲友而感到孤独？谁能确定何时可以回家，与爱人共饮？

  无疑，《何日君再来》迎合了战时的普遍情绪，表达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当时在上海，所有广播听众都能收听到它，人们也能在每一个咖啡馆、百货商场和舞厅感受到它渲染的气氛。不过，这个旋律不仅在上海和南京流行，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也到处都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歌声。由于这首歌的唱片是由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上海百代所录制，所以它得以分销到全亚洲。

  但在此过程中，它的原意逐渐被忽略，却被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意义，造成了它别样的命运。其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让这首歌处于严密的政治审查之下，无论是日本、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这首歌大加挞伐。原唱周璇，翻唱者李香兰、邓丽君，都因此遭受到了不同的批判。为何一首凄婉的爱情歌曲，会遭到各种政治势力不约而同的“围追堵截”呢？

  由于日本歌手渡边浜子和山口淑子（李香兰）的演唱下，这首歌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在中国的审查机构还是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明显的抗日歌曲，歌词暗指“何日国军再回来”、“何日中国恢复统治”。

  国民党也从“君”字出发，认定这是召唤共产党返回上海的暗号。

  而共产党方面则把这首歌看成是上海堕落生活方式的写照——歌曲中的舞女劝她的情人多饮酒，以此来阻止他投身于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但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并扩大到了人身上。歌曲中涉及的借酒浇愁的内容，被当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产物而受到轮番攻击，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都遭到批判。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港台和欧美的流行音乐一下子涌入了中国大陆。由邓丽君演唱的全新现代版本的《何日君再来》，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邓丽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唱了一大批在台湾和香港等地传唱了30多年的老流行歌曲，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快替代了此前占据大陆的革命歌曲和戏剧。

  这一次，邓丽君这个“君”，再次让大陆的文化部门感到为难。仅在1980年，《北京晚报》就发表了9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批判文章。文中说，这首歌在以前“腐蚀了人们反抗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今，它又很有针对性地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它是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路线为目标的。中国音协1980年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进行了猛烈批判。

  1982年到1984年，中国大陆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何日君再来》首当其冲，受到猛烈攻击。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60页小册子，10篇文章中就有不同作者的2篇文章明确针对《何日君再来》而写。

  正当公众和官方围绕如何界定《何日君再来》的政治解释而争论不休时，周璇这个名字再次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她的歌曲又一次流行起来。人们经常谈起周璇，并非因为《何日君再来》，而是她的个人经历和遭遇：抗日运动中很活跃，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回到解放后的上海，更为重要的是，她去世前几个月，表达出想见毛泽东主席的强烈愿望。

  从1983年到1987年这5年间，对于周璇和她歌曲的官方批评，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一场官方批判开始，紧接着是歌曲磁带的发行，之后又是个人传记的出版。究其原因，是文化部门在批评欧美和港台音乐的同时，提倡更为“健康”的通俗风格音乐。加上流行乐恰好是国营唱片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周璇被作为平衡点被积极推介。随着周璇政治上的平反，1987年一下子成了全亚洲的“周璇年”。

随后，邓丽君也被解禁。在其1995年5月8日突然在泰国清迈辞世之后，人们以和她联系最紧密的歌曲来表达深切怀念，台湾著名双语杂志《光华》就以《何日君再来——永远的邓丽君》为题发表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暗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却不曾提到周璇的名字。显然，邓丽君已经取代了周璇，成为《何日君再来》的主体，是人们期盼归来的“君”。

（本文部分资料选自丹麦学者史通文《周璇：“何日君再来？”——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里的传统、政治和意义》，收录于《上海学》第二辑）